文 / 曹玉林
与杨和平绘画作品不期而遇，所获得的新鲜与感动是很难用语言和文字来述说的。杨和平的绘画作品不是那种传统的，或换言之不是那种规范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画，甚至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花鸟画，而是一种表面上虽以较为先锋、前卫的面貌出现，但其实质上却又有着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骨品格，现代与传统二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的全新画法。
对于这种画法用约定俗成的，传统中国画的品评标准和品评方法去按图索骥，褒贬藏否显然是不可取的，必须也用一种新的，与其作品的艺术追求和美学取向相匹配的品评标准和品评方法去观察和赏读，方致不会南辕北辙，郢书燕说。
以下试作简单地分析。
众所周知，凡属绘画作品大都有着两个层面：一曰精神，二曰形态。相对而言，杨和平的作品无疑是更偏重于精神的。如果不嫌偏颇甚至不妨可以这样说，对于杨和平而言，绘画乃其精神的符号，心灵的颤音，而绝非是简单的“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这是其一，而其二，精神是形态的内核，形态是精神的外壳，精神又是通过形态也只能通过形态来体现和折射的，故而精神和形态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因此，我们对于杨和平的作品也必须作如是观，即将此二者联系在一起来进行分析和赏读。
杨和平在精神方面或者说在艺术追求和美学取向方面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艺术；其二是西方的现代艺术思想和圣经的创世说。凡是熟悉杨和平的人都知道，杨和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和陶铸。
杨和平少时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情趣和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擅剪纸，父亲擅书法（写得一手何绍基的好字）。而杨和平对老庄哲学和汉魏艺术犹为情有独衷，他崇尚老庄以素为贵，大象无形的艺术思想和人生观念，认为描头画脚，斤斤细谨，不足为训，充其量不过是雕虫小技，乃丈夫所不为。
杨和平欣赏的是老庄哲学尤其是庄子著作中的那种目纵千古，心横八荒的“逍遥游”精神，对于庄子描绘那些“大鹏”、“大木”、“大器”时所展现的那种气势磅礴、瑰玮恣肆的浪漫主义风格和魏晋书法、石雕中所表现的那种生拙厚重、冷峻质实的美学品质心驰神往，仰慕不已。
而这些，都一无例外地成为了杨和平艺术道路上的滋养物，为杨和平日后的绘画创作奠定了艺术的基调。而另一方面，杨和平又不是守旧者，更不是食古不化的冬烘先生。在杨和平看来，对于传统的文化遗产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亦步亦趋，名曰继承而实为蹈袭；另一种是师其神而弃其迹，顺时应世，翻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个人体温的新意。
此外，杨和平对道、宇宙和生命有着一颗敬畏的心。杨和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起源是娱神的，原始音乐是给神听的，原始舞蹈是给神看的，最早人类的饰物、纹身和他们所创作出来的彩陶、岩画、石器等等都无不充满着不可知的神秘感和孤独感。
而正是这种神秘感和孤独感，恰恰暗合了艺术的本质和真谛。杨和平的上述观点是否准确，是否严谨，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却的确从杨和平的作品中，看到了由上述传统和现代两方面观点相互交融所孕育、催发出来的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便是杨和平笔下的作品图式新颖，形态别致，带有很强的装饰性和形式感，既有传统的中国画的笔墨趣味，又有西方现代绘画的平面构成和符号特征，与一般概念上的中国画有着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杨和平的绘画作品在形态上一般有着以下三个重要的艺术特点：
一、杨和平的作品不是传统的中国画，甚至不是传统的花鸟画。虽然杨和平多以瓶花、大鸟、游鱼、器皿等花鸟画的素材入画（在杨和平的作品中也有以风物景观作为表现题材的），如《星期六的黄昏》，但其意却不在表现这些花形鸟态，也没有托物言志的功利性目的，更完全摒弃了传统花鸟画中那种常见的借用表现对象称谓的谐音来讨人口彩，以邀俗赏的浅薄做法，代之以表现内心的情绪和冲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绪和冲动是模糊多义的，其中所孕含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很难确指，或换言之，看杨和平的作品观者每每若有会意，然而却又常常难以言说。
任何具体的确指，都不免胶柱鼓瑟，方枘圆凿，难以与画家的本意完全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若有会意，不可言说的状况，使得杨和平的作品有着无限可读的丰富内涵。
二、杨和平的作品从绘画技法上讲属于写意，但其画面上所突出的却是构成，有着不言而喻的现代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知道，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核心是写意，后者的核心是构成。
所谓“写意”，指的是通过意象化的形象，包括诸如“笔墨”、“气韵”、“意境”等要素，来表达画家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诉求；而“构成”，则是指的通过点、线、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排列、分割、组合等方法，创造出个性化的视觉形象，传递出某种情绪或意味。
我们看杨和平的作品，显然二者皆备，且后者胜于前者。在杨和平的作品中，一方面写意精神与笔墨情趣无处不在，线条迭宕多姿，墨韵酣畅淋漓，貌似若不经意，随心所欲，而实则颇见功力，充满了内在的节律和法度；而另一方面，杨和平作品的更为出色之处却在于构成。
在杨和平的笔下，不论是陶器、花卉、飞鸟、鱼类，抑或是荷塘、景观、文房用物乃至于题款、钤印，皆表现为点、线、面的有机组合，相互对比、相互映衬、相互制约、相互呼应，有着很强的形式感和装饰性，这在其《道在瓦壁》一类画幅较长的条屏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写意与构成二者并重，且后者胜于前者的特点，使得杨和平的作品独标一格，卓尔不群。
三、杨和平作品的状物造型，不是西方写实性绘画的具象，也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意象程式和西方现代绘画的抽象，或换言之，既不是“黄家富贵”式的细致勾勒，精心描绘，也不是“徐熙野逸”式的信笔草草、率汰粗疏和西方现代绘画的近似于几何形体的组织结构，而是在不背离物象形态基础上的适当夸张和变形，使之成为一种充满现代意味和形式美感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
虽然杨和平笔下的这种个性化的视觉形象，也可以称之为意象，但却完全迥异于传统中国画的程式，自由、概括、夸张、变形，与几乎所有其他画家（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笔下的视觉形象都拉开了距离，显示出了一种戛然独造的个人色彩和个人风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和平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充满个人色彩和个人风格的视觉形象，对于打破当下画坛千画一面所造成的审美疲劳是大有裨益的。它给人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觉体验，带来了另类的视觉美感和视觉享受。
杨和平说他作画是“借题发挥，莫名梦想”，借以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冲动、一种悲伤、一种喜乐、一种人类在茫茫宇宙中的孤独感”。杨和平的绘画作品即是以上种种所彰显出来的精神符号和心灵颤音。
最后，我们知道，杨和平目前仍在不断探索，不断求新求变，其创作正处于生机勃发的上升期，前面还有着更为成熟、更为令人惊喜的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